为什么说08年金融危机是中美国力之战的转折点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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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| 浮生

2008年，一场由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全球。

这场危机被认为是自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为严峻的经济风暴，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经济都遭遇了剧烈冲击。

即便时至今日，西方世界依旧没有完全从那次沉重的打击中恢复过来，再加上新冠疫情的蔓延，西方经济正面临极大的困境。

美国在全球领导地位上的下滑，标志着这场危机对其全球影响力的深刻改变。

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经济表现。

尽管中国在金融危机中也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冲击，但经济增速依然保持相对稳定，并未陷入严重衰退。

危机过后的十多年里，中国经济步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。

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格局，因这场危机发生了显著的转折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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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攻守易形”

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十年，中美两国的经济相互依赖、深度融合，许多人认为这种经济合作几乎是天作之合。

然而，金融危机后，原本紧密的经济关系逐渐破裂，这一裂痕其实是中美经济长期矛盾的集中表现。

双边贸易一直被视作中美关系的“压舱石”和“推进器”。

通过双边贸易，中国获得了美元，维持了经济增长，增加了就业机会；

而美国通过对华贸易逆差，获得了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，确保了国内经济的增长与低通胀。

看似双方各取所需，但事实上，中国对美国的“出口依赖”远大于美国对中国的“出口依赖”。

这种不平衡的关系，自一开始便存在。

由于两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同，这种失衡曾能够维持，但当中国经济迈向新的发展阶段后，局面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。

金融危机过后，中国迅速崛起为全球贸易强国。

2010年，中国超越德国，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；

2013年，中国超越美国，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，并在接下来的两年中继续保持这一地位。

同时，中美之间的失衡关系也愈发显现，特别是在投资领域。

因为中国企业在竞争力、管理经验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，且起步较晚，所以长期依赖对外投资。

而美国，正是中国吸引外商投资的主要来源国之一。

然而，金融危机后，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步伐加快。

随着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升，美国成为了中国企业首选的对外投资目的地。

2015年，中国对美投资首次超过了美国对华投资，次年，中国对美的投资金额增长了三倍，且90%的投资集中在美国的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。

在金融领域，中美的身份转变更为明显。

危机前，中国作为非储备货币国家，为了获得国际储备，只能将本国的资源廉价地转让给美国消费者。

但金融危机后，中国一跃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海外持有者。

曾经屈服于美国压力的中国，如今已成为美国最大债主，中美之间的经济主导权也发生了逆转。

中国的逆袭

在金融危机爆发时，中国凭借独特的经济结构，成功抵御了这场风暴的冲击。

由于中国政府长期严格控制金融系统的负债率，危机来临时，政府能够为金融机构提供充足支持。

此外，当时中国的金融领域开放程度较低，风险暴露较少，因此并未受到过多影响。

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，政府始终保持对经济结构的动态调整。

有了这种灵活性，一旦出现经济问题，政府能迅速调整，避免了像西方那样在错误的道路上盲目前行。

此外，中国的经济体制仍以公有制为主，很多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关键行业和部门掌握在国家手中，这确保了中国经济的稳定性，不易受到外部干扰。

正是这些独特的制度优势，使得中国在全球金融风暴中依旧能保持稳定，并迅速抓住危机后带来的机遇。

金融危机后，中国针对暴露出的经济问题及时进行了调整和改革，为后来的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危机前，国内不少人主张与西方国家同流合污，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。

金融行业的发展与繁荣，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实体经济的进步。

然而，金融风暴让中国认识到，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、完善金融体系才是保障未来发展的关键。

此外，危机暴露了中国外汇储备过于依赖美元的结构性问题，当美元贬值时，人民币资产也随之缩水。

因此，这场金融风暴也“迫使”中国开始调整外汇储备结构。

外汇储备结构优化后，中国金融机构的“走出去”步伐加快。

除了金融领域的调整，危机让中国意识到，经济结构的转型刻不容缓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的经济主要依赖出口导向型的加工工业。

金融危机后的中国，受到了外部经济环境的严峻挑战，也意识到过度依赖出口拉动经济是一种脆弱的局面。

政府开始加大内需刺激政策，推动基础设施建设，充分利用国内巨大的市场和资源。

不少企业也在危机的冲击下，意识到转型与创新的重要性，开始加快产业升级，提升国际竞争力。

随着经济稳定增长，中国的文化产业也迎来了大发展，中华文化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传播，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。

美国的反攻

中国在处理与他国的义利关系时，始终以“重义轻利”为原则，讲求在获得利益的同时也要考虑道义。

例如，在亚洲金融风暴期间，中国没有趁机剥削邻国；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，中国没有对美国落井下石，反而继续增持美国国债。

然而，美国并未因此感恩中国，奥巴马上任后，也未打算与中国建立更加健康的双边关系。

相反，美国开始在各个领域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。

2010年1月，奥巴马政府在对华施压的同时，向台湾出售武器，总额高达64亿美元；

2月，奥巴马在白宫会见了达赖喇嘛，公开支持其分裂活动；

美国政府一如既往地利用民族问题和台湾问题对中国进行干预，阻碍中国的发展。

金融危机后9个月，奥巴马政府就启动了“中美轮胎特保案”，加大了对中国的贸易压力。

2012年至2016年，奥巴马政府先后在国情咨文中指责中国“不遵守规则”，称中国在掠夺国际市场，并指出中美贸易成本过高。

在奥巴马执政的8年间，美国对中国实施了超过670起贸易保护措施，年均84起。

特朗普上台后，态度更为强硬，2017年就对中国实施了83起贸易保护措施，2018年直接发动了对华贸易战。

尤其令美国恐慌的是，2010年中国的制造业产值超越了美国，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。

制造业作为国家经济的基础，苏联虽曾在军事上与美国相抗衡，但始终未能超越美国的制造业，这让美国对中国制造业的崛起感到极大的压力。

为遏制中国，美国甚至不惜牺牲自身利益，采取措施限制中国的对美投资。

这些措施无疑对中国的海外投资产生了影响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美国的投资环境，损害了其经济增长。

事实上，中国始终无意改变国际规则的根本框架，更倾向于通过务实合作实现双赢。

然而，金融风暴激发的美国焦虑情绪，让美国在接下来的发展中不断走向错误的决策，而这也加速了美国国力的下滑。

两百多年来，西方一直主导着世界，而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意味着西方霸权时代的终结。

无论美国是否愿意接受，历史早已证明：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永远保持世界老大的地位。